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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学”的文学史书写及其意义

阅读数:132   发布时间:2020-10-17

张惠娟

摘要: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中,不少学者认为韩少功的随笔散文《文学的“根”》对于“寻根文学”的发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对于“寻根文学”的创作实绩,在诸多的文学史著作中却众说纷纭。在1980年代的文学浪潮中,“寻根文学”在纵向上贯穿着80、90年代的文学、文化思潮,在横向上开启了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文学史对于这一话题的不断改写,让我们看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众多学者正在为建立纵观时代、横看世界的大文学史观而努力。

关键词:文学史;争论;韩少功;“寻根”;“寻根文学”

“寻根”一词最早出现在李陀和乌热尔图的《创作通讯》中:“我要去‘寻根。我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的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验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1]而“寻根文学”通常是指1985年前后出现的“寻根小说”大潮。80年代的“寻根文学”有着深厚的文化和政治因素。综合来看,“寻根文学”是以知青作家为主力的80年代中国文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索出的一条新路,是中国文学重新获得发展的必然选择。从20世纪末到当下,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评述受文化思潮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体现着不同的当代文学史观和文学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异口同声:《文学的“根”》与“寻根文学”的发生

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中,不少学者认为韩少功的随笔散文《文学的“根”》对于“寻根文学”的发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丁帆认为“1985年,《文学的“根”》在《作家》发表,引发了关于“文化寻根”的大讨论。”[2]至此,“文化寻根”才正式命名。陈思和和洪治纲均认为“寻根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杨炼的组诗,王蒙在1982年至1983年间写成的《在伊犁》系列小说同样也为后来的“寻根文学”开了先河。1985年,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做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形成了‘寻根文学潮流”。[3]“80年代文学”通常被称为继20世纪30年代后的又一个文学的“黄金十年”,其中“1985”是与“1949”和“1979”同样深刻意义的“转折点”。程光炜认为1985年《文学的“根”》的发表为寻根小说的发展壮大揭开了帷幕,而“寻根”运动的发起,“与这些年轻作家当时频繁访问美国、德国等地有密切关联”。[4]在“国际笔会”和“世界文学”的影响之下,他们放眼世界,立足本土,“发现只要到民族本土‘寻根,那么就会‘走向世界”。[4]李赣、熊家良、蒋淑娴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认同了《文学的“根”》是“寻根派”的宣言这一说法,认为它一方面强调地域不规范文化的奇异神秘色彩,意在反抗中原传统伦理秩序的大一统;另一方面是以考察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来探究现实社会动乱之根基之病源。

21世纪初,孟繁华和程光炜就提出“‘寻根最早的潮汛出现在1984年12月杭州会议”。[4]1985年“寻根”一说伴随着众多的理论文章、随笔散文和相关作品出笼。他们认为“寻根小说”则最早出现在1983年,在1985年至1988年间创作达到了“巅峰”,80年代末,创作衰退。张志忠、吴秀明也认为《文学的“根”》率先提出了“文化寻根”的创作主张,并将其看作“寻根文学”的宣言。而李继凯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则认为在“杭州会议”上,“韩少功、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等共同举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理论文章应运而生”。[5]其中,《文学的“根”》代表了“寻根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点。

之后,陈晓明将“寻根文学”放入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考量,认为“寻根口号的提出和具体的实践都是历史主流要求的反映,这一切都源自现代化/现代性的历史愿望”。[3]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84年12月召开的“杭州会议”,随后以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相继发表,标志着“寻根文学”形成阵势。洪子诚在对寻根文学发生的前前后后梳理时,强调“知青文学”是“寻根”文学的先声,“知青作家”也是“寻根”文學的主要倡导者。“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事件,“指的是始于1984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会议提出的命题,以及会议参加者后来对这一命题的阐释”。[6]随后韩少功、李陀和乌热尔图的一系列提倡文学“寻根”的文章使得事件“潮流化”,“寻根文学”的概念也由此生成。洪子诚并未直言《文学的“根”》对于整个文学事件乃至文学潮流推动的独特功用,而是肯定包括这个在内的一系列文章的同声效应。与此同时,他认为汪曾祺80年代初的言论和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可以被追溯为文学“寻根”思潮的源头。黄修己两次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洪子诚保持了同样的声音。他也认为1984年的杭州会议正式提出了“寻根”的文学创作潮流,1985年,作家、理论家相继发表文章对其作了深刻阐释,而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以及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被视为代表作品。高玉也将“杭州会议”看作是发动“寻根文学”运动的重要平台,之后的一系列理论文章,则成为“寻根文学”的理论标杆。

二、众说纷纭:关于“寻根文学”创作实绩的讨论

寻根小说的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就创作实绩而言,韩少功的《爸爸爸》与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郑义的《远村》《老井》、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王安忆的《小鲍庄》、陆文夫的《井》、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扎西达瓦的《系在皮绳上的魂》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江川系列”、乌热尔图的“大兴安岭系列”等形成了百花齐放之势。但在诸多的文学史著作中关于“寻根文学”的创作实绩,众说纷纭。

有学者认为,大多数的“寻根小说”都是主题先行,呈现出概念化、模式化的特点,认为“在被冠以‘寻根小说的作品中,只有少数几篇是从文化根脉上寻找了‘传统”,如《小鲍庄》之于儒家文化,《棋王》之于道家文化,《爸爸爸》之于湘楚文化。[7]陈晓明就认为“寻根派”的创作没有具体的宗旨规程,只是遵循着“知青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寻根派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亟须的集体命名,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放置在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3]但是,这种讲述历史不再是被重新编码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方式引领着知青们与当代思想、社会、文化以及整个世界进行深度对话。黄修己认为“文化寻根”的热潮表现在具体创作上有三种审美倾向,第一种是阿城的《棋王》为代表的侧重于透视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的作品;第二种当属以韩少功《爸爸爸》为代表的侧重于审视民族的劣根性,无情揭露民族文化中长期形成的愚昧、封闭、保守等恶习的作品;第三种则是以李杭育的“葛江川系列”为代表的侧重于揭示历史文化积淀在现代人身上的痕迹,表现其隐退的艰难的作品,其中第二种影响最大。

雷达在充分肯定《爸爸爸》的文化象征意味和原始意识时,也提出“作者的探索还停留在批判的層面,而没能为未来文化的创造与建构提供更多的思想文化内容和方法论上的启示,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并没有超越鲁迅”。[8]谭伟平、龙长吟也认为韩少功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偏执倾向”,相比之下阿城的《棋王》则“从正面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9]相对而言,崔明芬、石兴泽对《爸爸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作使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把祭祀打冤、迷信掌故、乡规土语糅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具有象征色彩的初民风俗画,其中蕴含了凝滞、落后、愚昧、封闭的,民族文化形态。小说对这种文化形态的各种劣根性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显示了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10]

孟繁华则认为谁是寻根文学的“权威代言人”,这个问题有待商榷。从宏观上来看,“‘寻根作家没有意识到他们与现代主义在精神上的联系,同‘五四以来激进的‘现代性梦想的联系。因此,在精神向度上,‘寻根文学仍然是世纪之梦的延续,它的关切点没有超越宏大的叙事目标和国家话语的范畴”。[4]《爸爸爸》和《阿Q正传》本应具有同样的文学史意义,但“阿Q死于‘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悲壮中”,而“丙崽则险些成为祭品”。[4]程光炜也为寻根文学的发展繁荣深表遗憾,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文学运动。他认为最能代表“寻根”创作实绩的却另有高人高作:“顶起‘寻根小说大梁的大将是阿城、莫言,仅有《棋王》和《透明的红萝卜》两篇小说,‘寻根一代就能说没枉来文学史中一趟。”[4]不过,他还是肯定了“寻根文学”作品对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潮流乃至当代文学“后三十年”的突出贡献,“不管怎么说,在当代文学“后三十年”的小说流派中,创作成绩最为突出,作品能够流于后世的恐怕仍是‘寻根小说中的这些作品”。[4]

三、延续与深化:“寻根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寻根热”在当代文坛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樊星认为“一直到1987—1988年间理论界关于和为现代派的争鸣,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张艺谋热、90年代学术界的‘国学热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寻根主题——甚至到后来的‘新写实主义文学中,我们依然可透视到‘寻根的迹影”。[11]在1980年代的社会思潮中,“寻根”思潮无论在文学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1970年代末期的社会改革引发了“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此起彼伏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寻根”思潮是与“反思”“伤痕”“改革”一脉相承的。

黄子平认为“寻根文学”在人生态度上突破了传统,文学创作的思维形态上也带来了重大的突破。然而唐弢则认为“‘寻根只能是移民文学的一部分,‘寻根问题只能和移民文学同在”。[12]这种说法无疑是将民族文化做同质理解,忽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民族构成要素对某一复合性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影响。经历了80年代初对“文革”的批判之后,将反思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本质和深层,探索历史曲折与“超稳定文化心理”的关系,是许多作家开始形成的共识。正如吴秀明所言,文学“寻根”的提出最初是企图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文学话语资源,主要目的一是为了能同先进的世界文学进行对话,希望创造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气作品;二是对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对文学所出的浅层次的意识形态的附庸地位不满,对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对人简单观照和艺术上的粗制滥造不满,因此强调从文化的角度去透视人生。然而在具体的创作中,民族文化很大程度上却是在西方创作方法、理念观照下的文化,“寻根文学”甚至被认为是“披着外来现代写作技巧(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外衣、演绎传统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内核的一种独特文学样式”。[13]

丁帆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分为三个三十年(1919—1949;1949—1979;1979—2009),认为在20世纪80 年代的文学文化思潮中,“寻根文学”可以说是启蒙与反启蒙的“二皮脸”,它的思潮主张恰恰和它的文学作品创作形成了强烈的悖反。受世界文学的影响,寻根派创作只是“从原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范围过渡到‘自然、历史、文化与人的范畴”。[7]雷达说“寻根是人类永恒的使命”,寻根文学作为思潮会成为过去,但寻根作为一种文化冲动,却永远不会消失。“寻根文学”可以看作是对“反思文学”的延续和深化,而“人的发现”是这一系列文学思潮的根本主题。

在众多“寻根”作家中,韩少功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寻根”口号的,六年的知青经历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爸爸爸》批判的意义是与“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批判”一脉相承的。有论者认为《爸爸爸》在精神气质和象征手法上更接近于鲁迅的《阿Q正传》,或者说在用沈从文的方式来揭露“国民劣根性”的病根。但是在文化层面上,丙崽比阿Q更具有自在的形态。李扬认为“寻根文学”是对文学与现实的双重超越。文学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作家力图以文化为介质使作品获得永恒的魅力,如阿城、贾平凹、李杭育;现实的超越性则表现在作家对文化的关注不仅仅是为了文学,而是想通过文学对现实有些助益。他们描写山林野地绝不是为了退回远古,而是包含着一颗火热的救世心肠,通过寻找“规范”之外的文化,为中国社会开出一剂济世良方,激发中华民族的活力。

四、结语

在1980年代的文学浪潮中,“寻根文学”的创作实绩和创作主张更具广泛性和深刻性。从纵向上看,“寻根文学”的昙花一现为后续的“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创作平台和理论资源;从横向上来看,“寻根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虽然在方法和经验方面表现出悖反的迹象,但也开启了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文学史关于“寻根文学”的不断改写,是对“寻根文学”如何定位的问题。在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众多学者正在为建立纵观时代、横看世界的大文学史观而努力。

参考文献:

[1]李陀、乌热尔图.创作通讯(作家简信)[J].人民文学,1984(3):121–127.

[2]丁帆主编、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中国新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230.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79、208、208.

[4]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6、146–147、56–57、57、147、147.

[5]李继凯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02.

[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9.

[7]丁帆主编、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中国新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230、109.

[8]雷达主编.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61–62.

[9]谭伟平、龙长吟主编.现代中国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67.

[10]崔明芬、石兴泽.简明中国当代文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25.

[11]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J].文学评论,1996(4):110–119.

[12]唐弢.一思而行——关于寻根[N].人民日报,1986 年 4 月 30 日.

[13]吴秀明主编.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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